投资移民：中国私人财产的全球性流动

21世纪经济报道叶慧珏北京、上海报道
“2009年出版的报告中我们还没有涉及到投资移民的内容，而两年之后这成为中国私人财富市场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招商银行总行私人银行部常务副总经理王菁告诉记者。

招商银行《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接受调研的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在人民币1千万以上）中近60%的人士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这在企业主中表现尤其明显，约27%的受访者已经完成投资移民，而正在考虑的受访者占比也高达47%。

伴随着这波投资移民热潮而来的，是中国私人资产的全球性流动。

上述报告披露，近年来中国个人境外资产增长迅速，2008-2010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约100%；2011年，随着高净值人群进一步全球化资产配置与投资移民的需要，预期境外投资将进一步高速增长。

“随着投资移民不断升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积累下来的私人财富，大部分正在流失海外。”北京投资移民律师网首席律师、炜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长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透露，如今这波投资移民潮带来的资产外流情况，已经引起了政府高层的重视。

境内外投资组合

“近年来国内宏观政策不确定性加大，分散投资风险至关重要。”上海一通信技术公司的老总向记者表示。

他自己已经移民加拿大，并且分别在香港和加拿大投资了不少金融产品和物业。

王菁也透露说，这两年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私人银行部门开设的相关沙龙讲座，往往人满为患，远远超出预期，总行层面组织的留学和移民方面的讲座每年10场左右，每次活动设定30人左右，而各地分行组织的则不计其数。

王菁分析认为，子女教育是中国高净值人士进行投资移民的首要原因，其次，还有保障财富安全、海外投资和进行资产组合、分散单一市场投资风险等的需求。金融危机后中国经历着经济转型，短短几年内，宏观经济政策从紧到松，再到紧，变化过于剧烈，私人企业家们开始逐步意识到国内单一市场的投资风险。

“谁都不想回到财富积累的原点，所以要提前做好资产的分散规划。”她表示。企业家们开始关心如何通过投资移民，将自己的财富分散到全球市场，以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分散投资风险，提供更好的投资组合，获得更多市场的投资收益，是富人们希望在境内外同时开展各类投资的一个根本动力。她说，“一方面国内经济仍然在上行，另一方面境外也有很多买入机会。”

据悉，受境外投资移民和海外上市企业市值增长的拉动，境外投资过去两年增长迅速，资产规模成倍增长。而近年来私人银行推出各类全球理财模型产品的动力越来越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投资移民中占据比较大份额的目的地香港，也成为境外人民币的主要集散地，统计显示2008-2010年来自中国内地的个人投资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70%，内地个人境外投资资产有一半以上集中在香港。

一个从事机械包装业的温州商人一年前举家办理了香港身份证，并且在那里开设了办事处，同时还投资一些回报率比较稳定的金融产品：“通过香港这个中转站，几乎可以参与所有的全球市场投资。”

随着境外投资比例增加，私人资产外流逐渐受到高层重视。

“资产外流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上海涉外律师李恒告诉记者，“即使只按最低投资额度，仅2010年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移民财富就达几十亿元人民币。”

他指出，近年来，除了美国之外，各国投资移民的标准逐渐提高，客观上推动了资产的加速外流。

例如，加拿大在2010年提高投资门槛，净资产下限从80万加元增加到160万加元（约合1110万元人民币），澳大利亚也将投资移民门槛下限翻了个倍，提高到80万澳元（约合454万元人民币）。

更多的资产外流是在投资移民之后。

一旦拿到他国国籍，即便其企业和大部分个人资产仍在国内，其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也会发生变化，也意味着个税的流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在中国境内有住所而在中国境外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纳税义务人，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适用不同的纳税标准。“身份变化之后，一旦被认定为非居民纳税人，承担的是有限的纳税义务。”李恒表示。

此外，孙长刚表示：“投资移民的第一目的就是转移资产，无论是在国外取得身份，还是开设公司的分支机构，或者直接到国外生活消费，这些都带来了大量的国内资产外流。”

招行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私人总体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达到62万亿人民币，较2009年末同比增加约19%。其中高净值人群的可投资资产规模达15万亿人民币。

根据同一份报告的统计，这些资产中投资到境外的比例在19%左右。这就意味着，仅仅这些高净值人群的境外资产，目前已经接近3万亿元。

不过，对于资产外流的详细数字，目前我国并没有公开的数据可查。

“只能‘修文德以留之’。”李恒表示，“同时，对于目前的情况，国家应当加强资金外流监管，并严防因投资移民给中国带来国有资产流失。”

中国私人财富的全球性流动不断增加，背后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富人比两年前更加关心自身的财富安全。

招行上述报告显示，和2009年相比，2011年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目标中，“保证财富安全”成为一条新增加的一条目标，被提及的频率很高，占到总数的两成左右。

而浙江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型企业老总告诉记者，他的部分企业家朋友深受宏观政策剧变之苦，茶余饭后闲聊时，饭桌上的一群人对保证财富安全有共识。

“你不知道哪一天，辛辛苦苦积累的这些财富就缩水了。”他说，“在国内，无论是自己的企业，股市还是楼市，都存在很高的风险。”

此外，孙长刚指出，2005年之后，民营企业家带动的精英移民潮突然出现“井喷”，这一波势头实际上是和国内经济法制环境有关的：“这两年国内对于私权保护的法治环境在倒退。”

“政府必须重视保护私权，要限制对私权太多的干预。” 中组部首批“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说，“民营企业家认为自己有‘原罪’，同时害怕制度政策什么时候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