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在加拿大开店的日子》第十六节:晚节不保,被告上法庭

开店久了,心情比较烦,与客人的冲突增多,经常也会出现肢体碰撞的现象。心里也会默默祈祷:开店期间平安无事,既不要受到什么伤害,也不要因伤害别人而吃官司,前者做到了,后者却在卖店前的最后八个月晚节不保,被告上法庭。

十多年前,出差去深圳,顺便看看大学同学,他是沈阳人,早年南下深圳,做了律师,生活得不错,人也斯文。可是在到机场送我的路上,他却因为工作人员的一句不尊重的话与人吵了起来,并且火气十足。后来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人在外地不能被人欺负。当时觉得他是小题大做了,现在身在海外才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

在国外,不必动不动就说歧视,但是作为少数民族的移民总会被当地人低看一眼确是事实。这不仅仅是你的祖国够不够强大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你在当地混得怎么样的问题,你贫穷落后他瞧不起你,你富有强大了他嫉妒你,皆因他不把你当做自己人。以北美犹太人为例,他们是北美最为富有的一群,甚至操纵者北美的经济命脉,但当地人往往对他们拒而远之,在魁北克针对犹太人社区的捣乱破坏事件时有发生,也说明了这一点。

经营便利店与客人发生争执是在所难免的事,在国外,与当地人争吵时常会被人说中国人怎么怎么样,十六七岁的人买烟不卖给他也会大叫着中国人什么什么的,每当这时我都会火冒三丈,吵归吵,中国人碍着你们什么了?于是嘴里妈妈奶奶一起上,甚至会动手将客人推出去。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我更是没有耐心,经常是连踢带踹,虽然下手不狠,却犯了大忌,终于有一天因为动手打了人而成为被告。

那天是个星期五的晚上,店里正忙得不可开交,电话响了,是一帮半大小子叫外卖,要两块钱的糖果。这里无论大人孩子都很喜欢吃糖,六分钱一块儿,各种各样,买个几块钱,甚至十几块钱的是常事,但是外卖至少要五块,十块才给送。我跟他们解释说我们不能为了两块钱的糖果而派个外卖工,开着车送过去。对方听后便大喊大叫起来,嘴里也开始不干不净起来,我强忍怒火,心想送就送吧,别惹那气了,就告诉他们可以破例为两块钱的糖果送一趟外卖,并告诉他们加上外卖费总共是三块两毛五分钱。电话那边又不干了,又是一通吵闹,任我怎么解释(我们的外卖是加收外卖费的),他们就是听不进去,连喊带吵的,又是中国人怎么怎么,我气得又是妈妈奶奶地和他们对骂了起来,然后挂断了电话。见我总是怒火冲天的样子,妻子生气地把我训了一顿,我甩手不管了。她倒是有办法,告诉对方,给送,但因为忙可能要晚一些,再打来电话告诉他们再等等,就这样一直拖到了关店也没给他们送。这期间我在里屋给警察打了电话,警察给我的答复是,忍着点,他们闹够了就好了。

这一天就这么过去,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可气的是,第二天下午来了几男几女,十六七岁不良少年的样子,其中一个傲慢地说:昨天是我们打电话要买糖,为什么不给我们送?我的火噌地一下窜了起来,妻子连忙拽了我一下,我忍了忍,把外卖有最低消费额的限制,以及外卖要收费等又解释了一下,他们哼了一声表示理解,接着,要买糖。一般有客人买糖都是我们给捡,一来免得客人弄洒一地,二来也防止一块钱的糖,客人会瞎数捡出两块钱的糖来。其中一个小子,要买一块五角钱的糖,我告诉他一共二十五个,然后他挑选种类,我用一个大夹子一块块地夹了起夹。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还剩多少,我说已经二十四块了,还剩一块,他又问了一遍,我又重复了一遍,他问到第三遍时,我说我已经回答了两遍了,第二遍我还伸出了一个手指头,你还不懂,他嬉皮笑脸地说没懂,并问其他人,你们听懂了吗?其他人嬉笑着说不懂。我当时想也没想拿着手中的夹子狠狠地朝着他的脸打去,顿时一股黑血从他的嘴上流了下来。我准备着他们会冲过来,没想到,他们都被我的举动吓傻了,边往外面走,边说要报警。我说:滚,爱干啥干啥。

过了一会儿,警察真的来了,我镇静了许多,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前一天他们怎么捣乱,今天怎么戏弄人说了一遍,并强调我只是生气地挥手想叫他们滚开,没想到碰到他的脸上。见各说各的理,警察最后跟我说,我今天不会抓你,并且我已经试着给你们调节,他们不同意,可能会起诉你,如果他真的要起诉你,我们也没办法,看运气吧,说完就走了。我的心开始忐忑不安起来,毕竟我打了人,但是在气头上,我还是抱着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犯浑的想法,而没有马上想办法在第一时间平息此事。

当天晚上十点多钟,家里电话响了起来:我是警察,你被起诉了,你最好马上到警察局来一下,越快越好,否则会对你不利。我预料到会是这个结果,心里却仍然不免惊慌,不用说在国外,就是在国内我从未想过会有一天,我会被起诉,被叫到警察局。我假装平静地跟妻子说,如果我晚上回不来,给我送件衣服过去。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

实际上我也的确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

到了警察局,已接近夜里十一点了,这里很安静,大厅里只有我一个人,我跟值班人员说明了来意,他叫我先等一会儿。我的心里有些紧张,心想可能会在这儿呆一夜,可想想他们只是打个电话叫我自己来,而不是响着警笛的警车来抓我,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大事。

过了一会,对面的一个门开了,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走了出来,问了我的名字后便把我引到了一间有点像审讯室似地小屋,一个警察坐在了门口,另一个警察示意我坐下,然后他坐在我的对面,跟我说我被以持械攻击的罪名起诉,我表示惊讶,并解释说不是什么器械而只是夹糖用的夹子而已,警察说即使是用一支铅笔也是器械,然后跟我说了一些我有权保持沉默以及我所说的一切都会被作为证据纪录在案等在电影里常听到的话,说完拿出一张纸,要我把事件发生的经过写下来。我说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不知道是该写还是该保持沉默。警察说:那你就咨询一下律师吧,接着,他拨通了一个律师服务的电话,并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然后把电话递给了我,并嘱咐我和律师谈完话后告诉他们,说完他们带上门就出去了。

屋子里只剩下我自己和电话里律师服务中心的人,他认真地告诉我保持沉默,什么也别对警察说,第二天早上到律师事务所去找一位律师替我处理此事,并告诉我一个电话。听了他的忠告,我便叫警察进来,说我不想写什么经过,我会找律师来处理一切。警察又递给我一张纸,并跟我说明,四周后去某个法庭,五周后再回到警局报到,随后就让我回家了。

人是回来了,事情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打电话给朋友,没有人有过类似的经历,只是告诉我要慎重找律师,因为在加拿大量刑很轻,就是罪名成立,罚点钱也要好过请律师,并且免费的律师服务只是那些低收入的人群才可以享受到的,像我这样的收入是不够资格的。我听了他们的话,也对自己的法语或是英语有信心,便决定自己处理一切。

四周后,我独自一人来到法院,本来就有些庄严肃穆的法院大楼加上我内心的紧张,就更觉得它沉重地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我会被判有罪吗?会罚款吗?会是多少?上千,或是上万?

走进一间比小会议室大不了多少的房间,屋里已经坐了不少的人,但却很安静。不一会儿,穿着深色宽敞大衣,貌似法官的人从后面走进像主席台样地势较高的地方,与我们面对面坐下。先是说了些满嘴法庭术语的开场白,这时我才发现我几乎什么也听不懂,心里不免有些紧张。接下来,被告人不必到场的代理律师们接二连三地为各自的当事人进行的辩护,好像都是在翻阅材料,提供证据类的简短陈述。然后就是律师带着当事人站在法官面前,听法官宣读着什么,有的是要补充材料,有的直接宣判补交罚款之类,听起来都不是什么大事,倒是看到绝大多数被告人都一言不发,而全权由律师答对,好生令人羡慕。心想,做个富人或是穷人真好!富人不差钱,穷人不用花钱。

最后,法官请没有律师的人站起来,一看,加上我一共不过四五个人。叫到我的名字时,我走到前面,法官宣读对我的起诉书,我说是他们到我的店里捣乱,我反倒成了被告了。法官说今天不讨论这件事,但是建议我最好找个律师,因为我涉案的人不满十八岁,如果罪名成立会对我不利。然后助手递给我一份有关起诉我的材料,让我回去准备,一个月以后再来法庭。

回到家后,我简单看了一下起诉材料,里面有当天来的警察做的事件经过的笔录,还有被我打的人对事件经过的描述,以及他的几个朋友做为证人写下的他们所见的事情经过。而我当天晚上想着要请律师,便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写。

五周后的一天,我又如约来到的警察局,他们告诉我需要打指模,我知道,就是按手印,一般都是犯了罪的罪犯才有此待遇。我忙跟他们说,我的事还没有结果,最后的判决还没有下来。他们说没有关系,只是先打着,结果出来了,再取消纪录。我很失落地跟着两个内勤警察走到一间像是医院似的小房间,他们带上乳胶手套,拿出一块软如橡皮泥般黑乎乎的东西,拿着我的手,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最后是小指分别蘸着那东西,然后再分别按在白纸上,而后是整个手掌,就这样左右手各一遍。接下来是照相,正面,左右侧面各一张,胸前有一块标有数字的牌子,与电影里看到的给罪犯拍照一摸一样。整个过程时间不长,我的脑海里却闪过大学生活、中学教师、大学教师、报社记者、出国移民、打工、读书、开店许许多多的画面,我怎么会成为现在这样? 当警察看着我填写的表格夸我的字写的好时,我心想,在你们眼里我可能只是个开小店的,来自一个你们认为是落后国家的,语言不好,没什么文化的亚裔移民,其实要不是在你们这儿,我怎么也不会沦落到以这种方式和你们打交道的地步。

走出警察局,想着自己似乎已是有了污点的人了,反倒莫名其妙地轻松了起来,全然没有了刚才的委屈,忽然觉得,男人嘛,早有些这样的经历,早些放下小文人的包袱,可能我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庸庸碌碌了。都说性格决定命运,男人的成长过程中就应该多些经历,多些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