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在加拿大开店的日子》第十七节：“打人”事件画上句号

我翻阅着电话黄页，得知在我的店的附近有两个律师事务所，便打电话过去，其中一个只接经济类的案子，我便联系了第二个律师。他叫伊夫，听了我的陈述后，他告诉我他可以接我的案子，收费是八百五十元，并帮我分析了几种可能的结果。第一，法庭和解；第二，如我所说，法庭判定是个意外事件，我无须负刑事责任；第三，伤害罪成立，但因情节较轻，不记录档案，只是给予警告，诸如半年之内不许再发生类似的伤人事件等等；第四，也是最坏的结果，罪名成立，并记录在案，也可能附带较轻的处罚，比如罚款一二百元之类。听了他的陈述我倒是松了一口气，因为加拿大是全民医疗保险，所以不存在给受害人赔付医疗费之说，律师也强调这边的判罚也大多是教育性的，警告性的，而不会是狮子大开口。辛辛苦苦开店，原本最担心的也是被罚很多钱，或是被对方讹钱，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已没有必要，另外，八百多元的律师费也是我承受的了的价格，至于罪不罪名的，随着时间的过去，早已看开了。

从此以后，所有材料交给律师，所有事情也都是律师打理。甚至后来一次次地出庭也都由律师代理，我只是每隔一两个月打个电话，问问进展情况。奇怪的是，这么件小官司，我出庭一次，律师代为出庭几次，前前后后打了一年多，才有结果，另外，如果我不服判决还有权上诉，最终需要多长时间，没有人能知道。这时我才理解了为什么赖昌星的官司一打就是十多年，甚至可能是永远。

这就是加拿大的法律，宁可错放一千，也绝不错抓一个。

给被告人充足的时间，充足的条件，充分的权利，保护其利益不被侵犯（因为在法律的范畴内，被告是弱势的一方，而加拿大的法规条例永远向弱势群体倾斜）。对于我来说不管是什么结果，我想我以后再也不敢轻易地触犯法律了，也许这正是法律所要达到的目的，也许也是为什么在加拿大打人的情况很少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件发生大约几天后，我也试图找过被我打的人的朋友，并托其带话能否“私了”，得到的答复是：已经起诉了，还是按照法律程序来吧。其实，如果“私了”，他或许还能得到些赔偿，我也会省去些律师费，可谓两全其美，皆大欢喜。但是加拿大人好像不大喜欢这一方式。就是在马路上发生车祸，也都是各自坐在车里各自填表，写上经过，或是以画图来表示车祸发生时的状况，然后交由保险公司等候处理。肇事双方根本不对话，一切都是警察或是保险公司来裁定。想想也对，试想如果“私了”泛滥，小事几百，大事几万甚至更多，其结果将会是法律遭到践踏，金钱或是权力当道，社会公正将不复存在。

2009年6月发生的“打人”的事件，到了不久前，2010年7月的一天，我接到律师的电话，他告诉我第二天，在何时、何地和他一起出庭，等待最后的裁决。对于裁决的结果我早已不在意了，但是毕竟这件事还压在我的身上，所以只是希望这一切尽快结束。

第二天一大早9点钟，我便独自一人来到了法院大楼（怕妻子跟着着急，就叫她自己开车去购物中心转转等我的消息），我的律师还没有到，倒是原告一方已来了一帮人，包括原告的父母、朋友（也是证人）、以及事发时处理此案的一名警察。他们有说有笑的看上去很是轻松。相比之下，我更加觉得有紧张感、压力感以及孤独感，要是在国内也一定会有家人或朋友相伴，并且以我在国内的交际面，各行各业都有朋友，说不定在法院大楼里就会有一两个熟人，正陪着我聊天呢。至少以我受过的教育，我尽可以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而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在法庭上听不懂，或是说不清。

好在时隔一年有余，双方的气早都消了，原告与我相见还点头笑笑算是打个招呼，丝毫没有“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感觉，他的家人也像是来政府部门陪孩子办个什么手续，仿佛此行与我无关，对我没有半点怨恨或是异样的目光。我也不再生气，我们双方来到这儿好像只是为了等待个结果，至于是什么结果似乎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过了会儿，我的律师来了，也穿了件黑色宽敞的律师服，甚是庄重。我犹如见到了主心骨，连忙迎了上去。

律师把我引到法庭隔壁的一间小屋里坐下，跟我说：一会儿到了庭上只是说无意中打到了原告，其他的不用多说。我问他，我可不可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怎么事先捣乱，后来又怎么无理取闹都说出来。律师想了一想说：不用！有了来龙去脉，你和原告就有了矛盾，有了矛盾你就有了打人的动机，后面的打人行为就不是意外了。当时我还是有些想不通，就觉得，有了他们捣乱在先，才有了我的冲动之举，我才有理。后来才明白，他们的无理构不成犯罪，即使是构成了犯罪，我也只可以起诉他们，让法院来裁定，而不是自行定罪“该打”，然后“依法”打人。

由于那天人比较多，直到下午才轮到我们。

原告方先行出场，他从旁听席站起身走到正对着法庭工作人员以及法官的桌子前站好。法官让他把手放在一本厚厚的“圣经”上，并说一些“我所说的都是事实”之类的誓词。然后法官让他再把事发当日的情况描述一下，他说的都是事实，并没有太多的感情色彩以及倾向性。接下来，双方律师进行提问，当然，他的律师提出的都是对他有利的问题，诸如，被告当时是不是很生气，以及被打后的状况；而我的律师则相反，询问的话题总是围绕着我的打人动作是否有可能是个意外的刮碰。好在大家都是心平气和的问问题，回答问题。原告也似乎没有一点为难我的意思，甚至对我的律师提出的“可能是个意外”的说法，也表示有可能。

然后是原告方的证人出场，也就是叙述当时事发的经过。

最后，轮到我出场，同样地宣誓，同样地手放在“圣经”上。那一刹那，我发现那本大几号的“圣经”已有些破损，发黄，甚至有些卷边儿了，为什么不换本新的呢？是重实用而不讲面子的加拿大人认为能用就行，还是更多的手摸过了就更有了神圣感，我不得而知。另外，让我这个不信上帝的人（以后也许会信）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总觉得有些滑稽，要是伊斯兰信徒或者是佛教徒在法庭上宣誓也把手放在“圣经”上，他们会不会说谎呢？

这个想法现在写出来要很多字，当时在脑子里只是一闪，也就是刹那间的事儿，思绪便马上又回到了法庭上。职业、姓名，然后我也同样地描述了那天事情发生的经过，当然我强调的是生气地一挥手，而不是有意打人。接下来，双方律师向我提问，同样，我的律师还是朝着对我有利的方面提问，而对方律师则一再问我当时是否生气了，我说没生气。她接着问我是不是失去耐心了，我回答是。她马上说，对了，你认为他们在故意捣乱，所以你失去了耐心，所以你便打了他，也可能你无意真的要打他，但是你失去了耐心，控制不了自己最终还是打了他。
我还是被她绕了进去。

最后，全体起立，法官宣判。

法官的口气很平和，像是调节一起纠纷，跟我说：你打人的事是成立的，你以为他们是在故意捣乱，从而失去了耐心，挥手打了人，并且把他的嘴打出了血，不能说仅仅是个意外事故，但是情况又比较特殊，你开店久了，总有些人做出不礼貌，不尊重，甚至捣乱的事，使你失去了耐心，以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要从中吸取教训，以后要学会控制自己，使这种事情不会在发生。。。

我对裁决的结果还算满意，我的确打了人，如果判成是意外，我倒会觉得内心有些不安，一分钱没花（律师费除外），又没有犯罪记录，也算是有惊无险了。而原告方好像也并不想把我怎么样，当时挨了打，一气之下告了我，时间久了，气也消了，也就是把这个程序走到底就算完了，结果对他们仿佛并不重要。另外，听律师说，法庭会根据其收入情况，给于因请假出庭的原告的父母补偿一天的误工费。散了庭他们全家应该可以去搓一顿了，当然，钱还是纳税人出。